特約宏觀縱覽通脹襲來，大陸政策調整不宜轉向太急

11月11日，中國大陸10月份經濟數據如期發佈。如同以往幾個月一樣，最大看點仍然是CPI。數據顯示，10月CPI同比上漲4.4%，環比上漲0.7%，創全年新高。這個水平甚至高於一些機構4%的預測。　　其實，大陸統計局發佈數據之前的兩件事情已經暗示了10月CPI的嚴峻性。一是發改委主任張平9日表示，估計今年的CPI要比3%稍微高出一點。這是官方首次發出物價超預期的明確表態。二是央行有如上個月在數據發佈前宣佈加息一樣，又在頭一天宣佈了年內的第4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這也等於提前告訴大家CPI的向上走勢。CPI的上行並未超出人們的預料，近一個時期，許多市場數據都表明了物價繼續上漲的走向，而且許多實際數據也遠高於官方數據。顯然，人們一直希冀的CPI掉頭向下的情況遲遲未能發生，CPI反而以更高的態勢向我們襲來。　　依據宏觀經濟學總供給曲線，總價格水平一般與產量同方向變化，且由於價格調整的時滯性，故價格上升一般會晚于產量水平的上升。因而，經濟過熱總是與通貨膨脹如影相隨。新世紀以來，國內在2004年與2007年的兩次物價高漲都與經濟偏熱緊密相關。而與前幾年的情況相比，當前大陸經濟並未發生明顯過熱的現象。相反，今年以來，大陸經濟在調整中還呈現出逐漸下降的格局。第一、二、三季度的GDP增長率分別為11.9%、10.3%、9.6%。當前，之所以在大陸經濟擺脫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後，經濟回穩過程中迅速出現了明顯的通脹壓力，究其根本原因，仍然歸咎於貨幣史無前例的超發。　　2008年下半年以來，為了應對這場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大陸政府與世界大多數經濟體一樣實行了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2009年新增貸款9.59萬億元，這是2008年新增貸款的兩倍多，而今年又計劃新增貸款7.5萬億，截至目前已投入6萬多億元，今年1月到9月份，M2的增長速度是19%。如果再加上2008年底的“4萬億投資計劃”，則自2008應對危機以來，粗略估算大陸銀行體系已累計發放人民幣貸款近20萬億元，目前廣義貨幣供應量已接近70萬億元，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廣義貨幣供應量最大的國家。雖然央行宣佈的貨幣政策為“適度寬鬆”，但上述數據表明，實際執行的貨幣政策顯然是“非常寬鬆”的。已故經濟學家大師弗裡德曼在《貨幣的禍害》一書中認為“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以世界各國的通貨膨脹歷史看，這的確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論斷。因此，目前非常寬裕的流動性是造成物價上漲的根本原因。俗話說“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從宏觀經濟看，當前的通脹也是為了在短期內把經濟拉上來，採取強力政策刺激經濟所付出代價。　　在大陸經濟增長趨穩而CPI漲幅再創新高的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無疑應當從前期的重在“保增長”，轉向“防通脹”為主。央行副行長馬德倫表示：“央行不會放任通脹的出現。”由於中國經濟的複雜性，當前通貨膨脹來臨形勢下宏觀政策的調整也應當具有針對性和靈活性。其中以下三個方面必須考慮：　　第一，政策的調整應當是逐步的。　　由於經濟政策的效果具有累積性的特點，因此，政策的調整應當是逐步進行的，而不宜轉向太急、大起大落，否則會為了某個目標而傷害宏觀經濟的整體穩定性。年初中央就定下了保持經濟政策連續性與穩定性並逐步調整的基調，所以，在通脹升高的情況下，針對“防通脹”的政策調整也宜是逐步的。所以，無論是加息，還是提高準備金率，央行每次使用的幅度都較小，就是防止對經濟產生大的震盪。事實上，已有央行官員日前表示，非常時期的非常規政策已完成使命，中國應回歸常態、穩健的貨幣政策。這裡並未提及為抗擊通脹要立即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就是考慮到一定程度上的政策連續性。　　第二，充分運用一攬子政策工具。　　根據政策搭配的“丁伯根法則”，要實現N個政策目標，至少需要有相互獨立的N種政策工具。實際上，在某個現象是由複雜的多種因素引起的情況下，要有效地予以應對也應當“多管齊下”，充分運用一攬子政策工具。以目前的通脹為例，其產生的原因，既有總量性原因，也有結構性原因。因此，政策實施中既要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來控制貨幣總量，回收流動性，也必須動用物資儲備來平抑結構性的物價上漲，同時加大對市場價格監管的力度，防止國內、國際各種來源的遊資對農產品的炒作。　　第三，兼顧國內、國際因素。　　在開放經濟背景下，世界經濟走勢與他國經濟政策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一國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因此，宏觀政策的制定必須同時著眼於國內外各種因素，立足於維持國內、國際的“雙重平衡”。以此次應對金融危機為例，在今年以前，世界各國的目標大致都是“保增長”，因而大都實行了刺激性的政策。而今年以來，由於各國經濟回暖的步伐不一致，因而，在政策層面上不免出現差異。　　中國經濟已經穩固復蘇，目前面對的頭號問題乃是通脹，所以，貨幣政策的選擇是趨向中性，而美國經濟的復蘇步伐要慢於中國，出於避免再次陷入衰退的考量，美聯儲又出爐了維護本國經濟利益的二次量化寬鬆政策。此舉有助於降低美國經濟的下行風險，但卻對其他國家產生了輸入型的通脹。因此，在政策工具選擇上要儘量化解這種風險。這也是央行今年以來更多選擇準備金率，而不是加息的原因。因為後者更容易引發大規模資本流入的風險，並推高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大陸國研網專供，作者：胡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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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中央日報